当格力集团的资本脉络和股权之争越来越清晰的暴露在世人眼前的时候，一篇题为《格力再现“褚时健”式人物？》让上市公司格力电器的老总朱江洪一下子卷入舆论漩涡的中心，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篇文章面世的十天之 后，朱江洪向珠海香洲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文章作者仲大军侵犯其名誉权。经过半年多的诉讼和审判，仲大军最终败诉。而此时的格力集团与其旗下上市公司格力电器接连不断的爆出丑闻事故，格力陷入旷日持久的问题黑洞中。 格力电器是格力集团旗下唯一的上市公司，也是格力集团的经济主脉，由于“父强子弱”的力量格局，格力电器有相当强的独立性。但是格力电器的第一大股东仍是格力集团。一方要求独立的趋向越来越明显，而一方却不遗余力的有意加强对格力电器的控制。矛盾最终由潜流暗涌转变为全面爆发。导火索出现在2003年11月4日，这一天，格力电器向国内部分媒体发出《严正声明》，斥责格力小家电公司借用“格力电器”及“格力空调”品牌和形象宣传自己的行为属于非法。 格力电器与格力集团的矛盾披着“格力”品牌之争的外衣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11月5日，格力电器的第一大股东格力集团向外发布《“格力”商标授权使用说明》，指出格力品牌系格力集团所有，格力小家电有权使用格力品牌。 11月8日，格力电器盛邀全国100多家媒体记者参加了格力电器四期工程竣工仪式。近万名经销商云集格力，大造舆论声势。 11月11日，格力集团在《经济日报》整版登出《格力集团品牌经营渐入佳境》的文章重申格力品牌为格力集团所有。 “强子”格力电器与“弱父”格力集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５日，格力集团将行动从舆论反击上转移到股权运作中，将手中所持有的格力电器5000万股办理了质押登记，冻结期限从2003年11月5日至2010年9月10日，并于１１月８日将拥有的有格力电器２．７亿股全部质押完毕。格力电器的股权变更由于格力集团的质押而变的扑朔迷离，最让人感到敏感的猜测就是格力集团通过将部分股权质押出去的方式加强对格力电器的控制，因为股权冻结期间是不可能进行转手的。 2004年1月，格力集团董事长徐荣被意外调离格力。徐荣的出局挑落了蒙在格力电器与格力集团上面品牌之争的外衣。此前仲大军在《格力再现“褚时健”式人物？》中指出，“由于格力电器公司和其老总朱江洪在集团公司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近年间格力集团对格力电器几乎已失去管理权。”“而作为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徐荣来说，他的真正身份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者，集团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出资者有权对出资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考察。”“而格力电器的老总朱江洪认为，格力电器已是上市的、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其本人对格力企业发展的贡献作用甚大，应当拥有相当大的股权比例，并且想通过股权置换，把集团公司所拥有的58%的股份分30%归他个人所有。”“但在朱江洪这一设想的面前有一个挡路人，那就是徐荣。徐荣以及其他集团公司的管理层人士认为朱江洪的胃口太大，这种要价不合理。因此，不可能同意朱的要求。” “在这种情势下，一场权力之争不可避免地在集团董事长徐荣和上市公司董事长朱江洪之间展开。朱江洪特别动用了当地政府高层的力量和社会关系，以致使集团董事长徐荣的位置摇摇欲坠。子公司已经公开要求撤换母公司的董事长。”“但是，透过这场权力之争，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国有资产如何流向私人的画面。朱江洪有功劳，但他到底应该分多少？要公平合理。应当说在这一场制度转型和企业改性的市场化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领导的心理不平衡，与私营企业主比起来心理不平衡。但怎样调整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劳动与报酬关系，需要政府拿出明确的规定。褚时健便是一个悲剧型人物，朱江洪不能重蹈覆辙，朱江洪要合理合法地界定好他在企业中的产权，即使是将格力电器从集团公司中分离出来，也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徐荣是一个国有资产忠实的看家人。他目前的处境就是因为不能眼看着国有资产被不合理的私人化而引起的。格力集团中的人事之争和权力之争说到底是一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争。“ “在这场博弈之中，国有资产的命运往往与政府的权力密切相关，国有资产出资人的生杀大权掌握在组织部手里，组织部又要看政府最高官员的指令行事。如果最高行政和党的领导与国资侵吞者串通一气，那么，再好的国资出资人和管理者也无能为力，因为一纸调令便可以将你调往他地。” 仲大军的预言果然在一个月后实现。徐荣最终最调离格力集团。 仲大军的《格力再现“褚时健”式人物？》文章出现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８日，格力集团与格力电器的矛盾正处在向世人掀开大幕的关键时期。最让朱江洪接受不了的是仲大军将他与云南红塔的褚时健相提并论，并把取得30%股权的野心加在他身上。 当越来越多的舆论眼睛将目光瞄准朱江洪的时候，朱江洪一纸诉状将仲大军告上法院。 为什么会写出一篇让朱江洪如此动怒的文章，仲大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去年年底格力电器与格力集团的品牌之争引起了他的关注，而那时他正有机会去广东参加一些活动，一次与格力中高层领导同入一席吃饭，顺便打听了一下格力集团的事情。回来之后，便查阅了相关资料，凭借经验，仲大军说，他感觉格力在人事以及权力方向出现了问题。后来又听到消息说，格力集团正在搞ＭＢＯ在股权分配上出现了问题，传言朱江洪想拿３０％的股权，但最终没有形成文件，出于职业敏感，仲大军一下子想到了褚时健，经过分析与思考之后《格力再现“褚时健”式人物？》一文随即出现。 文章一出现便在全国转载，朱江洪看到文章之后，认定这篇文章给自己的名誉权和身心健康带来严重伤害。据仲大军介绍，这篇文章出现在《粤港信息日报》并不是他的本意，文章一开始是在他的小圈子中传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认识他的记者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将文章全文刊登在《粤港信息日报》上。之后不久，仲大军在单位的传达室中拿到了朱江洪的起诉状。“之前，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朱江洪也没有给我任何的沟通”朱江洪的起诉打了仲大军一个措手不及。 仲大军说他的职业就是思索，发现问题并针对现象进行分析，他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不受任何利益影响。仲大军认为朱江洪动用司法程序来解决问题是他所接受不了的，而且他只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对方却是占据珠海经济半壁江山格力电器的老板，双方力量并不均衡。之后，仲大军亲手写了一封信给朱江洪，要求进行沟交流，让朱江洪听听他的想法，并要求庭外和解，但是朱江洪却没有任何反应，记者就此询问格力电器新闻发言，至截稿期没有收到反馈。 此后，朱江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正常的学术讨论是必要的，这对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透明的社会环境是有利的，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不能动辄以学术讨论为由，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肆意对个人和企业进行污蔑和攻击。 仲大军表示，他只想做一个超脱的学者，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有他自己的道义和致学态度，自己是堂堂正正做人，并对朱江洪的起诉表现的不屑一顾，仲大军对朱江洪为什么不利用舆论来进行反驳表示质疑和不解。同时表示，他可以就朱江洪最不满意的３０％股权问题进一步调查核实，甚至再另行发表文章进行解释和更正，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朱江洪采用了司法方式，进行强制性要求。仲大军遂打消了这一念头。 仲大军承认这篇文章可能对朱江洪的刺激比较大，当朱江洪受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力的时候，他必然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反弹出来，但是他表示，朱江洪并没有把他仲大军看清楚，中国知识界象他仲大军这样独立的学者是少而又少的。他认为法律诉讼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公正的博弈。 仲大军的朋友华一律师所的蒲志强在仲大军接到起诉状之后担任了仲大军的辩护律师，而仲大军在历时半年的诉讼中一次没到珠海去。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９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庭审理此案，并于５月３１日下达一审判决结果大军败诉，６月中旬仲大军向珠海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希望珠海中级人民法院能有一个对他有利的结果，他认为十万块钱的赔偿费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珠海中院经过审理于9月10日下达终审判决书，判决称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驳回上诉人、原审被告仲大军的上诉，并维持原判，即要求被告仲大军在原刊登攻击朱江洪文章的报纸上，以同样的篇幅刊登消除失实评论影响、向原告朱江洪赔礼道歉的文章，并赔偿给原告朱江洪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万元。 败诉后的仲大军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仲大军表示，朱江洪一开始采用的司法程序导致了他对这场官司的反感，从前到后，他对此案漠不关心，他认为学者有学者的人格尊严，他接受不了朱江洪诉讼状中文革式的语言。仲大军声称，他对朱江洪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损害。最后仲大军表示，他与朱江洪算是同一年代的人，朱江洪稍长他几岁，他仍希望朱江洪能面对面地与他坐在一块，心平气和地去沟通这个问题，他告诉记者说，掌握国家财产和企业命运重权在握的企业老总要经得起舆论风雨。 被孙大午指为新左派的人 ２００４年十月一期间，孙大午邀请了一批在孙大午案中支持过他的学者去参加葡萄采摘节，仲大军就在其列，而期间孙大午与仲大军在某些观点上产生了冲突，孙大午指着仲大军的鼻子称其为新左派。 记者在采访仲大军时也明显的感觉到仲大军的特立独行和敢说敢言的性格特征。 仲大军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教研室主任胡兴斗对记者描述了他心目当中的仲大军：有强烈社会感的学者，当今社会上并不多见的具有制度学派理论，有自由价值观，但并不是自由主义者，有社会责任感，并推崇社会民主法制进步的学者。 胡兴斗说：仲大军对政府部门也多有批评，批评政府部门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同时对官僚作风和腐败多有不满，胡兴斗说，仲大军既批评官司方政治体制，同时对资本的揭露